在公众和警方的语境里，00后刘星星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恶人”。作为一个游走在血站外围、靠兜售献血证谋生的“血牛”，他明白这份工作并不光彩——
“对于国家，我们属于投机倒把；对于无偿献血（志愿）者，我们可能（是）吃人血馒头。”5月13日，他在带有“互助”字眼的抖音账号私信里，这样对网回复道。
这个在医疗体制裂缝中生存的年轻人，自己也是被生活逼到了墙角。刘星星过去在养猪场打工，挣的钱大都寄回了家里，家里妈妈身体不好，每月光是看病买药就要花2500块。今年失业后，他试过去跑外卖。扣掉工作服、配送箱和租电动车的费用，到手根本剩不了几个钱。干了一个月，他没再做下去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他成了一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血液中介。他说，对于我这种没钱吃饭的，当血牛是“雪中送炭”。
中国“血荒”已久。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，多位受访者表示，疫情之后，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，血库告急成了常态。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，2024年献血人次较上年下降约7%，为近年来最大单年跌幅。
这构成一个荒诞的现实闭环：当官方的无偿献血体系面临严重失血，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，正用最原始的市场交易，缝补着这个庞大医疗系统的裂缝。
尽管深知自己干着刀口舔血的买卖，刘星星反问道：“没钱，不是更可怕吗？”
网辗转接触了4位买卖血液的中介，在地下市场，他们被称为“血牛”，也就是倒卖血液的黄牛。他们有的曾是养猪场工人、汽车配件厂职员，失业以后，通过兼职群或熟人介绍，进入了这个灰色地带。
刘星星是刚入行一个月的“新手”。最近一次失业后，他在兼职群里看到有人发互助献血有补贴的消息，想去试试。按照对方指引，他到附近血站献了400ml全血，拿到了900元报酬，领到了献血证。
走出血站，他看到跟他交易的血牛在和其他客户聊天，便上前攀谈。对方见他颇有“兴趣”，就委托他把自己的献血证送去医院。从病人家属那里，他听说，这个证转手卖了1200元，瞬间溢价300元。
“这生意可以做。”刘星星想。
之后，他和这个老血牛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。两人三七分成，谁拉来了需要献血证的客户，谁就拿七成。老血牛告诉他，身边有朋友靠这个一年赚了30万。
刘星星的日常变成了两件事：在网上的备血求助贴下留言“爱心互助”，以及到血站附近像上班一样蹲点。他从早上8点半待到下午4点，看到神色着急的人就上前搭讪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天能碰到一两个“客户”。
在这个隐秘的链条里，像刘星星一样，既做中介、又出售自己血液的底层血牛，并不算少。在北方一家三级血液病专科医院的输血科，网又碰到了血牛王辰。他身形壮硕、皮肤黝黑、穿着人字拖。
“要血小板吗？”他主动向网搭讪道。看着眼前的人一头雾水，他补充了句，“爱心互助”。
攀谈之中，王辰告诉网，自己原本是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人，去年遇到裁员，没钱交房租，才想着来卖血小板。
按照规定，单采血小板每半个月可以献一次血，王辰每次能拿到900元，一个月就有1800元的收入。从入行至今，他已经卖了十几次血小板。他向网伸出手臂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孔痕迹。
由于长期卖血小板，他偶尔会头晕。他说献血并不轻松，他用手比了比：400ml的血，差不多能装满一瓶两块钱的娃哈哈矿泉水。
失业后，王辰也试过跑外卖，但他体型偏胖，受不了夏天的暴晒，只在晚上气温降下来后才出去跑几单，跑到凌晨12点，每天挣两百来块。加上卖血和倒卖献血证的钱，一个月能挣四五千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，这个低门槛的行情越来越“卷”，收入也大不如前。只靠倒卖献血证，刘星星挣的钱比王辰还少。5月以来，刘星星只挣了一千块钱。客户主要是老血牛介绍来的，靠他自己，只找来了两个。他听同行抱怨，一张献血证的价格，去年能卖到2500块以上，今年跌到了1500元以下。
在血液买卖的市场里，还活跃着一些连中介都算不上的纯粹“血包”。在血牛们经常发布线上兼职的那些公众号里，有偿献血被包装成“献爱心志愿者兼职”，献血是“献雪”，“钱”则用“米”替代。24岁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小杰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走进血站的。
小杰第一次献血是在读大学时。2021年暑假，他奶奶走路摔倒需要手术，医院要求家属先去献血。小杰从安徽乡下赶到合肥，在附近血站献了300ml全血，上交献血证的当天，奶奶就用上血了。那是一次纯粹的亲情互助。
但今年5月的第二次献血，性质却变得暧昧不清。起初，面对以患者家属身份自称的网，小杰坦承自己是“有偿”献血；但当网表明媒体身份，他立刻改口，称这次是因为“一个朋友的叔叔”有用血需求，自己是去帮忙，事后拿到的500元只是“朋友给的红包”。
小杰并不觉得献血是多大事，“跟输液差不多，手麻几分钟就好了”。他坦言，这笔钱多少缓解了眼下的经济压力。他本科学会计，2024年毕业后跟家人做了一段时间生意，今年年初为了爱情来到南方城市，却陷入求职困境。
“找不到工作就去当保安。”他在社交平台上调侃。现实是，他所在的城市很多岗位底薪只有三四千，而他和女朋友的房租每月就要2000元。成为“血包”，至少让他有了一点点异地生活的底气。
在这场穷人抽穷人血的互害游戏里，极度内卷和底线的滑落，变得顺理成章。
刘星星告诉网，血站附近全是同行，大多平头模样，背着挎包，以便收支现金。有了单子以后，刘星星要全程陪同找来的献血者去献血站献血，直至把献血证拿到手里，“怕被同行挖走”。
“我在现场我就抢不过他们。”刘星星说，有时，他正和患者家属谈着价格，同行就来抢人，同样一个献血证，“你卖1400元，他卖1300”。他的报复方式是，“后面需要（撬）他的客户，我也这么干”。
他听说，有同行甚至为此动起手来。不过，被打了大家也不会报警，“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犯法的生意”。也因此，老黄牛才愿意和他合伙，“一个人容易挨欺负”。
但就在几天前，刘星星发现老血牛的电话打不通了。同行告诉他，那人已经被捕了。没了客源不挣钱，“风险还大”，刘星星说，据他了解，血牛之间是不会有微信群的，而他和老血牛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也是每天一删，手机里甚至不会存下对方的手机号码——避免一人被捕后，警方通过手机顺藤摸瓜出其他人。刘星星也在考虑换个行业，只是，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。
散户们抢着残羹冷炙，而真正掌控黑市的，是已经完成了某种“阶层跃迁”的大血头。
一位近年入行的血牛告诉网，在北方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，用血量越来越大，三甲医院的输血科几乎都有血牛出没。
那位在血液病专科医院蹲守的前汽配厂工人王辰，这样描述了他所依附的大血头：拿两部iPhone，有五个微信，最多的一个微信里加了五千多人；经常坐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打电话找人，一个月轻松挣三万。大血头“霸占”着这家医院，碰到同行来抢地盘，他会把对方赶走。为了扩张业务，他还招了一名小工去四处贴小广告。只是前阵子，小工被警察抓了个正着，为此，血头给了小工700块钱，作为拘留一天的补偿。
“对他们来说，这都是小钱。”王辰说。
他翻了翻微信，展示了几个血头建的献血者微信群，承诺道，一张献血证一千多元，提前一天告诉他，他就能找到人。但他也说，自己不敢在群里直接发献血招募消息，只会私下加微信，一个一个问。
在北方某核心城市的一家血站附近，网见到了一名形似刘星星描述中的“血牛”的中年男子。
他面对陌生人很警觉，虽然连连摆手表示自己不知道献血证，却极其熟络地介绍了买卖献血证的流程和渠道。他提到，去年下半年，弟弟因鼻咽癌治疗需要用血，医生告诉他，可以找某病床的一个老太太，她有中介联系方式。为这场病，弟弟花了30万，最终还是在去年10月去世。如今，他自己也身患肾病，吃着中药。
得知网寻找献血证，他详细地介绍了流程，还把自己当初为弟弟买献血证的聊天记录翻出来，提供参考。临走前，他又折回来告诉网，可以去血站问工作人员，他们一般也会有中介的联系方式。不过，当网以需要献血证的家属前往血站求助时，工作人员称“不支持”，否认了这一说法。
枯竭的血库，使得盘踞在医院之外的大血头和医疗体系之间，形成了隐秘又无奈的“共谋”。多个消息源证实，面对即将重大手术的病人，在北方某超大城市，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向家属提供血牛的电话。这里，一张400ml的献血证的市场价大概在1200元，和血牛讲价的话，1000元也能拿到。
在这个地下黑市里，大血头和医院相关人员之间的“合作”，也许有利益输送的可能——2017年曾有新闻曝光医院女护工组织卖血获刑，但绝大部分一线临床医生冒着风险给血牛电话，只是出于无奈。
一位90后上海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表示，在医患关系愈发紧张的当下，他不会这么做，病人“没血就回家”，“把自己坑进去没意思的”。
但他又说，师傅那一辈的热心医生会出于好意，动用自己私人关系帮病人家属找血，甚至撸起袖子帮病人献过血。一位在重庆某县级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也表示，医院有献血指标，基本上每个科室的医生，只要身体满足献血条件，都是要去定期献血的。“很多医生是下了夜班，来我们这献个血才回家的。”一位深圳血站的工作人员说，“家属的难处，临床医生都看得多。”
但在血库告急的当下，医生们无奈的善举，某种意义上反而推动了血液地下黑市的勃兴。
2026年4月中旬，公安机关和媒体公布了一起横跨上海、江苏的非法“血贩链条”大案，犯罪手法和当下如刘星星在内的血牛们如出一辙：在网络平台以“兼职”“爱心公益”之名招募献血者，再把献血证层层加价，倒卖给需要用血的病人。但一个毛骨悚然的犯罪细节是：为了获取更多献血证，血头们甚至教唆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，服药后继续献血。
卖血者所服药物早在十多年前便见诸报端：常见的是硫酸亚铁片和复方肝浸膏片，通过补铁补血，在极短时间内，拉高血液里的血红蛋白指标；大量喝盐水也能凑够体重，扩充血容量。王辰也对网提到，如果献血者有高血压，可以提前一天吃降压药，让指标符合标准。
在这个行业，血头因非法组织卖血罪被捕是家常便饭。王辰称，他所依附的大血头，就在网到访前四天被抓了。
但供需的巨大缺口仍在，血头们仍在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，网以卖血者的身份加上一位血头的微信，他称，“700补助”，“每天都要”。
他的朋友圈发布着各类要“血包”的信息：“xx全血现在能去的联系我，需要两个。赶紧上人”，“小板（间隔）时间到的联系我，明天要......”
在5月中旬，网还能翻至其4月15日的第一条招募“血包”的朋友圈，但在5月26日，他的朋友圈变为“仅三天可见”，所用文字也更隐晦了，不再出现“血”字——“明天301小板，价格高，600，要求有建设银行卡，时间到了能去的速度报名”，“每天要各种型，小板满14天就可以做，立结靠谱”。
李赤是一位无偿献血者，山西侯马人，今年53岁。他第一次上新闻，是在2024年8月。当时，他朋友的母亲出了车祸，在太原住院，急需用血。他便到侯马血站志愿者群发了条求助消息，结果几分钟后，这位累计献血24次的献血金奖获得者，被血站大夫踢出了群聊。
“所以我从不献血，”当时有网友评论道，“太寒心了。”
李赤的朋友最后带了3个人去太原献血，但只有1个人符合献血条件，剩下800ml的血，是花数千元从黑市购买的。讲到这里，李赤有些哽咽。
2025年6月，李赤的经历再次在网上发酵，引发了大量消极评论。这让他感到，网友愤怒的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。
中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确立于1998年。当年颁布的《献血法》只规定了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可“免费用血”，有关“优先用血”的承诺则是此后各省市为了鼓励市民献血，出台的激励性政策。
但在血液极度紧缺的情况下，“优先用血”的承诺渐渐成了空头支票。
在深圳某血站从事血液工作十七年的王丽说，优先用血的前提是“池子里的血是够的”。在血库告急的情况下，血站只能优先保急救用血，可以择期手术的患者的用血需求只能排在急救后面。
“我们这里经常是车祸外伤的，高空坠落的，马上要生孩子的，七八十岁在ICU抢救的一起来找我们要血，这种紧急情况你肯定要救对不对？在去年年底血库最紧张的情况下，择期手术的患者家属拿着10年前的献血证来找我们优先用血的，我们很想给他，可拿什么给他？”王丽焦急又无奈地说。
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，多位受访者都表示，疫情之后，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，血库告急成了常态。
王丽对血液系统的脆弱性烂熟于心。献血者献出的全血，需要在血站完成传染病等各种项目检测，血液成分制备和贴标签打包装，光是准备工作就要耗去2-5天。理论上，红细胞的保质期是35天，这样算下来，一袋全血的实际可用窗口不足30天。血小板则更短，可用窗口只有3-4天。这意味着，血液无法储备，一旦献血人数下滑，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。
另一位福建某血站的工作人员告诉网，疫情后，血站给出的购物卡等补贴是原来的一倍，但来献血的人只有疫情前的一半了。她所在的血站要给全市五十多家医院供血，最近，全血库的AB血型库存只剩下8000ml，只够应对仅仅一位出血量大的急诊病人需求。
供给在不断收缩，需求却从未减轻，缺口甚至越来越大。王丽说，医疗技术进步让越来越多以前救不了的病人得以救治，老龄化带来更多用血需求，医保联网和交通发达又让全国患者向大城市集中。“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，它的用血量靠自己城市的市民献血是远远满足不了的。”这构成了“血荒”的结构性根源。
当血站发出“库存紧张”的信号，压力便直接传导给了临床医生。重庆一家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陈娟告诉网，疫情之前用血相对宽松，但近两年，只有急救用血不受限制，治疗用血基本都要患者家属先去献血，血站才会发血。“病人会觉得我们没有同情心，故意为难他们，但血站不发血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投诉。”
陈娟也觉得，在大多数患者用血都得“一换一”的情况下，优先用血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。
时隔两年，当网联系上李赤时，他解释说，其实是热心网友误会了她的事。在志愿群里发消息前，他曾求助过群主，也就是那位侯马血站的大夫。对方帮他联络了太原血库，但因为用血紧张，太原那边不接受调配，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。他后来对血站的不满，是因为他感到没被尊重——如果被踢出群聊是由于他的求助信息被误解为“有偿献血”，那位大夫本可以和他说明情况，但至今，他没得到任何回应。
"这不是一个合法的事，”谈到朋友后来走投无路买血时，李赤说，“但曝光出来，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用血？”
李赤感到矛盾，他明白血牛买卖血液是非法行为，但却又是他们游走于边缘地带，以黑色交易满足了老百姓的刚需。在手术的极端压迫感下，走投无路的家属只能向大血头妥协买证。一些血牛也因此有了“互助献血”的滤镜，一位自称为志愿者的人士提到，自己经常无偿为家属找普通献血者，实在找不到时，她也会向家属推荐靠谱血牛——只要这个人拿钱后真的办事，而不是骗完家属的押金后就拉黑。
“打击黄牛只是权益之计，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对网说，“真正的出路是让血荒不再发生。”早在2020年，他便呼吁放宽献血年龄，增加潜在献血人群。
沈浩是南京一名理工科博士，从去年开始定期献血小板。他经常在网上刷到帖子，说献了很多年血，家人住院需要用血，医院却让重新去献，旧的献血证根本没用。他觉得好奇，便主动在小红书上搜索优先用血成功的案例，发现用上了献血证的例子也不少。
为了方便在网上和人“对线”，沈浩索性截了100多张图，囊括全国各地的案例，其中不乏异地用血成功的。他注意到，各地政策对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限制，是相当宽松的，不认献血证的情况，通常是亲戚朋友借用、且在异地用血的。
但不同医院，甚至不同的一线医生，对献血政策的了解程度并不相同。“直接让病人去献血，审批最快，有的医院就图省事，”沈浩说，“我就写了一些攻略，告诉大家，有时候你找医院是没用的，不如直接去联系血站。”不过，他认真写的攻略热度很低，只有70个点赞，远不如献血者李赤无法用血在互联网上的发酵热度。
这种信息偏差，在北京坚持献血26年的刘有福观察得更为透彻：血库越是缺血，优先用血的承诺越难兑现，负面信息就越多，无偿献血的人就越少。
面对这个恶性循环，刘有福试图做点什么。2024年3月，他50岁，创立了“小白板”公益团队。他邀请了一批固定无偿献血者，每人按照自己的周期去献，把献血指标定向给北方某大城市医院的血液病患儿病区——那里的孩子大多从学校全国各地转来，陪床的家长既没有身体条件去献血，又难以负担血牛开出的价格。
这和血贩子的操作在形式上有几分相似——血贩子找来的献血者也需要去医院输血科，签定向承诺书——却又有本质区别。刘有福说，他们无偿、盲捐，没有人会为了钱瞒报健康状况。“不过，我们用的这种定向献血的方式，是官方不推荐的。”刘有福说，互助献血原本写进了现行的1998年《献血法》，并非强制，却因催生灰色产业链，已于2018年被原国家卫计委全面叫停。但互助献血并没有因此消失，只是转入了地下。
两年多下来，“小白板”团队每个月有约五十人、七八十人次献血，能满足上述医院定向病区大部分的用血需求。刘有福自己累计献血126次，献血量共计48300ml。
民间努力之外，国家系统也在努力应对血荒困境。施行了27年的《献血法》，正在面临首次重大修订。2025年底，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，拟将献血年龄上限从55岁提高至60岁，将全血献血间隔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，新增优先用血相关条例，并要求建立全国统一血液管理信息系统。
目前，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上，已经可以办理异地用血血费减免。沈浩整理的正面案例里，浙江和武汉出现的频率最高——前者做到了入院自动短信提醒相关权益，后者上线了优先用血申请小程序。他所在的江苏，献血满4000ml可获三免卡，免景区门票、免公共交通、免门诊挂号费。他自己，也是看到这项政策后，才再次献血。
刘有福经常和团队骨干“畅想”：我们现在签承诺书，是为了以后不签承诺书。他希望通过团队的存在感召到更多人主动献血，让血库不再依赖互助献血，让家属不再被迫求助血牛。
山西侯马的李赤已经不能再献血了。他的身体在2021年出了问题，此后虽然又献过两次，但血站最终还是告诉他，不能再献了。他有些遗憾，当初想在50岁之前里程碑式地献够1万毫升，结果没有做到。
但他仍有心结，希望无偿献血这件事，可以被全社会每个人积极执行起来。
“都不献的话，你拿着钱也买不到血，”他说，“到时候受害的还是咱自己。”
应对方要求，文中刘星星、王辰、小杰、王丽、陈娟、沈浩为化名
作者 王雯清 李秋涵
编辑 阳千鱼 ｜ 排版 魏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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